浙江着力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 推动深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完善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努力构建亲不逾矩、清不远疏、公正无私、有为有畏的亲清政商关系。图为天台县纪检监察干部走访民营农场，了解相关部门和党员干部在惠农政策落实、涉农补贴发放等环节中的工作作风情况。天台县纪委监委 范晓君 摄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创造了浙江63%的投资、66%的生产总值、72%的研发投入、73%的税收、78%的外贸出口、87%的就业岗位和91%的企业数量。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伟大征程中，民营企业是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参与者、推动者。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要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和清廉社会生态。着力构建亲不逾矩、清不远疏、公正无私、有为有畏的亲清政商关系，浙江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着力监督规范权力运行，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推动厘清政商交往边界，规范政商交往行为，为奋力打造亲清政商关系先行示范省，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明晰界限
做好“亲清”表率
“对于这些隐蔽式的、有包装的行贿，我自认安全又不失面子，收下就收下了。”翻开嘉兴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徐淼的忏悔录，将手中的公权力化作经商的筹码，逾越政商交往的界限，是他成为“阶下囚”的重要原因。徐淼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没收受贿赃款。
从近年来浙江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重要形式。涉案方式上，收受财物、索要好处、以权谋私等传统方式也在延续。而在民间资本强大的浙江，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以看似合法的入股、出资等形式获取投资收益问题比较突出。从短期行为到长期投资、从直接收受贿赂到牟取期权利益，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
塑造提升“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政商关系，浙江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带动作用，要求领导干部当好既“亲”又“清”的表率。同时，着力规范廉洁从政从业行为，划出纪法红线和政策底线。
针对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背后暴露出的政商交往“亲而不清”等问题，浙江相继出台防止领导干部房产交易违纪违法行为规定、防止领导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行为规定等一系列制度文件。
2021年9月，浙江省委出台《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 进一步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意见》，明确规定，严禁违规经商办企业或者从事其他营利性活动，严禁不当政商和社会交往行为，严禁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在规定期限内违规从事相关活动，严禁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活动，严禁其他亲属及特定关系人违规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活动等“五个严禁”。
浙江各级党委（党组）闻令而动，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融入全局工作。各地各职能单位纷纷研究出台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厘定“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如杭州市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相关实施细则，对领导干部的行为限制梳理了4个方面30种具体情形。
为进一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杭州市临平区纪委监委根据《杭州市亲清政商交往“三张清单”》要求，规范领导干部从政从业行为，在落实惠企政策、优化涉企服务等方面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图为临平区纪检监察干部深入走访辖区内大型制造企业，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及生产经营情况，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杭州市临平区纪委监委 周颖 摄
各地压实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要求加强对同级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一把手”的监督。如金华市纪委监委针对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借贷、违规持股、低价购房和“一家两制”利益冲突问题，牵头在全市范围开展“三清理一规范”集中专项行动。在推进过程中，该市建立市委、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督导机制，实现“一把手”抓“一把手”。
拉高要求
提升监督质效
近年来，面对伸向企业的“黑手”，浙江保持高压态势，查处了一批亲清不分、权钱交易的案例。从何炳荣、诸葛慧艳、朱恒福、陈祥荣、陈景飞等违纪违法案件看，这些领导干部明面上是“官”，暗地里是“商”，以家属、子女或特定关系人名义，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开办企业，或投资入股。领导干部本人和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业、从事经营活动，是影响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的重要隐患。
2021年12月29日，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原一级巡视员何美华受贿案开庭审理，何美华公私不分，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利用多种手段收受财物共计4524万余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追缴其受贿所得财物。从他的违纪违法行为中可以看出其胞弟何某某充当了“白手套”。何美华在前台拿公权换人情，何某某在后台以人情换私利，据统计，何美华与何某某共同收受贿赂572万元，兄弟二人利欲熏心，一步步走向深渊。
为进一步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浙江推动关口前移，拓宽监督范围，加大监督力度，着力防范化解领导干部利益冲突的廉政风险。
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范围的基础上，浙江拓宽了报告范围，明确领导干部报告本人和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业、从事经营活动情况，以及非共同生活子女持有或购买房产的情况，进一步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新年伊始，龙泉市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政商交往“正面清单”“负面清单”、清廉民企建设“引导清单”和优化营商环境承诺。全市600余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作出优化营商环境郑重承诺，上好“新年廉政第一课”。
东阳市纪委监委以“三书一函”即《政商关系告知书》《干净干事承诺书》《风险评估书》《监督建议函》为载体，不断提升工程建设领域监督质效。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工程项目一线，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招投标、资金拨付等重要环节摸实情、找线索，严肃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图为东阳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八纪检监察组纪检监察干部在义东高速项目现场开展监督检查。东阳市纪委监委 方裕健 摄
基层领导干部是服务民营企业的神经末梢，聚焦长期与广大企业主打交道的这一重要群体，“意见”明确将监督对象拓宽到各市县的乡科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扩大监督覆盖面。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出台相关文件推动落地落实，台州市路桥区把亮晒“家事”“家产”作为提任科级领导干部的规定动作，将个人及家庭债权债务情况、配偶及子女从业及投资情况等内容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系统施治
形成“亲清”合力
推动构建“健康、清廉、公开、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多方协作，形成监督治理合力。
2021年12月，缙云县一村党支部原委员李某因犯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5.5万元。一个个身边的案例形成震慑，释放浙江从严治理的强烈信号。
全省上下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让行贿者付出代价，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加大统筹力度，强化纪检监察、组织、信访、财政、金融、审计、税务等机关、单位的协作配合，探索建立行贿人“黑名单”，以联合惩戒机制和企业诚信评价体系压缩“围猎”者的生存空间。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既需要党委主体责任与纪委监督责任同向发力，也需要政企双方相向而行、增进互信。浙江以系统施治为导向，以政企共抓为手段，教育引导企业家崇廉尚德，做到政企同向发力，使“亲”与“清”成为政商双方的约定和预期。
为营造良好的亲清政商关系，助推企业稳定有序发展，德清充分发挥巡纪联动作用，围绕惠企政策落地、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等工作，组建监督检查组，进行专项精准监督，确保纾困政策有效惠及市场主体，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图为该县县委第四巡察组常规巡察县经信局时，实地走访浙江云峰莫干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各项惠企政策落地情况。德清县委第四巡察组 张磊 摄
把清廉民企纳入清廉建设全盘之中，2021年4月，浙江印发《关于推进清廉民营企业建设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清廉民营企业建设的责任体系、教育体系、制度体系、惩戒体系，注重企业党建引领，强化企业清廉教育，深化防控体系建设等，推动诚信廉洁、守法经营的发展理念有效融入企业制度、文化、管理、经营活动中。
除了政府要向企业承诺，企业同样也要向政府作出自觉依法经营、自觉担责尽责以及绝不行贿、绝不搞利益输送、绝不违规经营的承诺。湖州市南浔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委统战部、区发改经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双诺双评”深入建设清廉企业，加快推进政商亲清工程的实施方案》，通过开展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互相承诺、互相评价工作，深化清廉民企建设，进一步拉近政商“亲”的距离、浓厚政商“清”的氛围。
“政治生态风清气正，让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当下，企业发展的核心不是‘找门路’，而是‘找市场’。”在浙江一场民企亲清座谈会上，一名企业代表道出了浙江广大民营企业家和市场从业者的心声。如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把清廉深化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和自觉行动，让清廉成为推动发展的生产力，做强实业、做精主业。
下一步，浙江将继续围绕打造亲清政商关系先行示范省的要求，着力提升政商交往廉洁度、干部作风亲和度、营商环境美誉度、民营经济健康度、促进共富贡献度，实现政商交往健康态、政商关系正循环。（颜新文 杨文虎 张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