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治家格言》：为人之道　修身为本

（图）张元济先生

张元济简介

　　张元济先生(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文献学家。清光绪壬辰(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土，曾任清政府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维新时期，在京创设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变法失败，被处“革职永不叙用”，来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一职，曾短期代理南洋公学总理(校长)，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雏形时期教材、教学参考书编译出版，以及学校教育、教学、行政管理做了不少工作。1903年初，他正式加入民营的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出版方针，主持编纂整套中小学教科书。这对我国推行现代教育制度和商务印书馆自身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随后，商务版的多种辞典工具书，汉译外国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期刊等纷纷面世。经过十年努力，商务印书馆从一家手工作坊式的小型印刷厂，发展成具有出版、印刷、发行全方位功能的，在我国近现代首屈一指、引领国内出版发展方向的大企业。他本人继而担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张元济以他本人渊博的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学学识，主持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丛书，并以史学和校勘学的研究成果，当选为我国现代科学研究制度下的第一批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起，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

张元济《新治家格言》

　　为人之道，修身为本；一日之计在于寅，诸宜乘早。七有不堪总由懒，切莫贪闲，体肤毋任染污，汤沐必具；精神务期活泼，运动宜勤，冠服不尚奢华，而容仪不可不伤；饮食不求丰羹，而营养不可不良；卫生具有常识，可以防病于未病；迷信必当破除，不作无益害有益；求知识莫离书报，谋生存好自经营；常川服劳，朝聚暮散，均当确守时光；每逢休假，玩水游山，随处可求学问。人贵自立，须知有志竟成，民生在勤，漫冀不求而获。修身之要既尽，齐家之事宜详。兄弟不必同居，而父母在上，自宜竭诚孝养；婚嫁各由自愿，而男女双方，要当共保贞操；逮居亲丧，毋徇俗尚，麻衣草屦，何必墨守古风；礼忏诵经，亟宜革除陋习，厚殓非礼，还防盗贼生心；入土为安，休信堪舆谬说，火葬最为解脱；公墓亦可安宁。顾彼童蒙，首在教育；选科目宜顺其天性，择学校尤贵有良师，毋信无才是德之谣。女子宜习专业，毋蹈数典忘祖之弊，游学遂变于夷。家有雇佣，并宜善视；曾侍先代，当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视如子弟之列，昔为主仆，今同主宾。至若亲旧往还，重在礼意，宴会毋及博戏，庆吊勿侈多仪；此为改造旧家庭，更求适应新社会。四民无分阶级，先除贵贱之见。两性无妨交际，宜宽内外之防；谋互助，故尚合群，急公益，故重服务。勿谓小人斯劳力，唯工业始足兴邦，勿谓好汉不当兵，唯公勇真能卫国。国家有我一分子，民主无任再落伍。在选举场中，勿为威胁利诱所动。至会议席上，却以心平气和自持。不尚党争，尊重对方意见，取决公论，服从多数主张。行动固可自由，必须遵奉国法；信仰各有主义，仍当顺应舆情。事在人为，莫言天命。四海皆兄弟，愿世界进于大同，五福攸好德，即禽兽亦当恩及。庸言庸行，窃思勉焉。

张元济《新治家格言》解读

　　清代江苏学者朱伯庐所著的《治家格言》，从旧时代的道德观出发，规劝人们安分守己，修身养性。从总体上说，由于历史的局限，反映了作者“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的宿命论哲学。但在提倡勤俭持家、重视待人接物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后人誉为“朱子家训”，并视为行为的准则。

　　张元济重视个人思想修养，尤能推己及人，因此在肯定《治家格言》的体例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于1948年立春日，“访朱伯庐体兼补其所未备”，撰写了584字的《新治家格言》。张元济时已82岁高龄，《新治家格言》可以说是张元济一生处世立业、亲身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一、修身篇

　　为人之道，修身为本；一日之计在于寅，诸宜乘早。七有不堪总由懒，切莫贪闲，体肤毋任染污，汤沐必具；精神务期活泼，运动宜勤，冠服不尚奢华，而容仪不可不伤；饮食不求丰羹，而营养不可不良；卫生具有常识，可以防病于未病；迷信必当破除，不作无益害有益；求知识莫离书报，谋生存好自经营；常川服劳，朝聚暮散，均当确守时光；每逢休假，玩水游山，随处可求学问。人贵自立，须知有志竟成，民生在勤，漫冀不求而获。 

　　张元济先生在其《新治家格言》的首句就提出，“为人之道，修身为本”。这与孔孟的为人之道一致。《大学》有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旨在为人，为百姓，为国家。先生主张“一日之计在于寅，诸宜乘早。七有不堪总由懒，切莫贪闲”。要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不是消极地依靠父母所赐，朋友所助，不是靠请客送礼，摧眉折腰乞求而来的施舍，更不是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这是张元济先生对儒家“自立”、“廉洁”、“勤劳”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先生在《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的“编写本意”中说到：“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为的是见了富贵去营求它，处在贫贱去避免它，遇着威武去服从它。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人们本来的良心就不免渐渐地消亡。贪赃枉法，也不妨……有了这等人，传染开去，不知不觉受他的引诱，这个民族必定要堕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先生在《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中说道：“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在张元济先生看来，修身之本在于正心、在于仁、在于善。存善心，行善事，做善人。而善是修来的，绝非天生就有。“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子不孝、兄不亲、父不严、夫不尊、官不廉、民不敬，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大乱。 

　　二、除陋篇

　　逮居亲丧，毋徇俗尚，麻衣草屦，何必墨守古风；礼忏诵经，亟宜革除陋习，厚殓非礼，还防盗贼生心；入土为安，休信堪舆谬说，火葬最为解脱；公墓亦可安宁。

　　这是张元济先生对于旧丧葬的“喜新”论，是先生廉政思想在《新治家格言》中的又一体现。认为厚葬并非礼制，且仪式繁杂，耗费巨大。成为死者家属的一项沉重负担。只有少数的大户才操办得起，而其他人家因无力厚葬，又不敢薄葬死者，生怕有违礼制，受到非议，故只好将棺木停放起来，待日后再葬。张元济曾痛斥这种现象“窃维停棺不葬，最为恶习”，“民智蔽寒惑于风水之说，吾邑大盛，欲葬必先卜地，地师日吉，则其值颇昂。力不逮者辄逡巡而止”，“……凡此皆溺于迷信之说也”。他在《新治家格言》中明确提出：“迷信必当破除，不作无益害有益”。张元济先生的此种崇尚新风的进步思想，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为了清除当时泛滥成灾的“停棺”现象以及旧丧葬陋习，张元济先生曾亲自主持创办张氏合族公墓，“号召薄葬”。反对庸俗的礼尚往来，不请宴，不做道场。提出“亲友送葬，万不敢当”，主张“庆吊勿侈多仪；此为改造旧家庭，更求适应新社会”。

　　三、重教篇

　　顾彼童蒙，首在教育；选科目宜顺其天性，择学校尤贵有良师，毋信无才是德之谣。女子宜习专业，毋蹈数典忘祖之弊，游学遂变于夷。

　　张元济先生一生重视教育，躬身践行“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之主张。先生不仅主张英才教育救国救民，更重视国民教育，“顾彼童蒙，首在教育，选科目宜顺其天性，择学校尤贵有良师。”是先生重视小学启蒙教育、因材施教和师资培养的集中体现。为此，他与蒋维乔、高梦旦等人共同推出了《最新教科书》，为当时中国的小学、中学教育提供了较为科学、全面的教材，在商务印书馆开办了尚公小学和小学师范讲习班，积极参与教育实践。先生不仅关注知识技能教育更重视道德教育。《最新修身教科书》有这样一段描述“采取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增进民德，改良风俗者依次编入……”，鉴于此，先生规定将修身课程从小学入学到中学毕业每学期、每星期都有的功课。更为可贵的是先生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不忘摒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教育糟粕，提倡爱国守法。“毋信无才是德之谣。女子宜习专业，毋蹈数典忘祖之弊，……，行动固可自由，必须遵奉国法；信仰各有主义，仍当顺应舆情。”

　　四、博爱篇

　　家有雇佣，并宜善视；曾侍先代，当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视如子弟之列，昔为主仆，今同主宾。至若亲旧往还，重在礼意，宴会毋及博戏，庆吊勿侈多仪；此为改造旧家庭，更求适应新社会。四民无分阶级，先除贵贱之见。两性无妨交际，宜宽内外之防；谋互助，故尚合群，急公益，故重服务。

　　张元济先生在《新治家格言》中提出，“四民无分阶级，先除贵贱之见”。又提出， “家有雇佣，并宜善视；曾侍先代，当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视如子弟之列，昔为主仆，今同主宾”。“四民”，乃从事“农、虞、工、商”之人，喻指社会一切民众。在张元济先生看来，不管是种地的农民，还是经营的商人，富也好，贫也罢，都应一视同仁，不分阶级，不分贵贱。“冠服不尚奢华”，“饮食不求丰美”，这便是张元济先生对于贵贱的态度，认为“人们物质的享用太过，久而久之，目的只有金钱，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张元济在《谈绑票有感》一文中提到，“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他从心底里同情绑匪的境遇。在给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虽身历险境而不畏惧，脱险后又替绑匪辩护，这就是张元济的仁心、胸襟和气度。（海盐县纪委）